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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6日
名人演说系列2009:超越凯恩斯主义 -- 全球发展的挑战
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建议 发达国家可组财团设超级基金

联合早报

 

周殊钦 李韵琳 报道

林毅夫认为,这种跨国界投资不仅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能,也为发达国家创造大规模的市场,创造双赢。

  资金雄厚的发达国家可考虑超越国界限制,到需要外来资金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短期而言,这将有助于提升需求以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长期来看,这些具高潜能的投资也可为投资国带来足够的回报,进而促成互惠双赢的结果。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如果碍于各国难以避免的政治阻力,发达国家甚至可以组成国家财团,并成立一项超级基金。而这项“环球复苏基金”可由多边组织管理,进一步降低国际政治压力。

  “跨国界投资不仅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能,也为发达国家创造大规模的市场。同时,这也让低收入国家有机会登上高收入国家之列。因此,这种跨国界的刺激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对现在以及未来而言,都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应早报与通商中国邀请

  他昨天应《联合早报》和“通商中国”邀请,担任“名人演说系列2009”主讲人时,利用这个公开平台提出这个他认为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多国出现的产能过剩,进而影响一连串如通货紧缩、失业率上升等环环相扣并有碍经济复苏的问题。

  他指出,在使用国家资金进行跨国投资方面,新加坡长久以来透过淡马锡控股和政府投资公司(GIC)这两项国家财富主权基金的实际运作已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因此,他认为对于他所提出的建议该如何落实,我国是能够提供实用的参考意见的。


分析中日“凯恩斯主义”政策

  林毅夫以中国和日本两个都曾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国家为比较,指出世界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透过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是必要的,但却应该避免日本为了刺激而刺激,没考虑刺激措施是否有助提高生产力的措施。因为日本的经验显示,单靠这种传统式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并不能带领它走出经济低迷期。

  按他分析,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具针对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即专对限制国家发展的瓶颈领域进行刺激性投资,才是经济复苏之道。例如,中国在1998年展开财政刺激政策以来,高速公路的总长度就从4700公里猛增至2002年的2万5000公里,解决了交通瓶颈的问题,也促成这个国家自1979年以来连续取得高增长,实现经济奇迹。

  “世界正向一个需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世界转型,但这个过程却遇到两个限制,即高收入国家有资源却没多少可供投资的瓶颈项目,低收入国家则有更多的瓶颈领域但却受限于资源。人们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各国政府在制定财政刺激政策时,应该侧重于打通经济瓶颈。”

  林毅夫解释,由于发达国家一般基础设施较完善,除了当前的绿色环保领域之外,并无太多投资空间。反之,发展中国家不仅提供大量投资机会,这些投资领域往往能带来高回报,足以偿还当初所投下的投资成本。

  询及这项建议的可行性时,他透露同发展中国家领袖谈论时都获得积极的反应,发达国家如韩国和德国等也赞同他的建议。据他透露,他昨天同李显龙总理会晤,提及跨国财政投资的想法时,李总理也积极回应。下来,他希望有机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协商讨论。

  由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是冰冻三尺,且已发展成需求下降、产能过剩、消费信心下滑等环环相扣因素互相影响的复杂局面,实体经济也被始于金融领域的危机波及。

  为此,他认为按照眼前的闭关自守环球经济情况,各国过剩的产能是无法透过减低价值以刺激出口来加以消化。因此,尽管金融领域最近出现一些股市开始上涨等被形容为“绿芽萌长”的积极信息,这些并非代表实体经济的基础已获得改善。

  “这些绿芽的出现是因为各国政府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笔资金。由于实体经济的领域缺乏投资机会,加上人们又须要寻求投资渠道,所以才将资金引向金融领域。如果实体经济领域的情况没有显著改善,这种乐观情绪是难以维持的。”

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还需要“很长时间

  林毅夫表示,中国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提出,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即:一、货币必须自由流通;二、国内资本市场必须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深度;三、中国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应当维持一定的逆差。

  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他指出,让货币自由流通不一定是好事,这些经济体的表现并没有资本账户开放前来的理想,经济环境也更不稳定。

  林毅夫说:“过去,人们认为只要开放资本账户,发展中国家经济就能取得资金,经济就会变得健康。不过,在现今环境下,这个模式必需经过一些重新思考。”

  谈到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他表示,要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深度,能承担外来投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至于中国经常项目应当维持一定的逆差的条例,林毅夫说:“在现阶段,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会希望维持经常项目盈余。”

  林毅夫指出,使用单一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局限,不但限制该货币国使用货币政策来干预市场,同时也可能出现国内目标与环球经济目标有分歧的情况。

  然而,他也表示,即使采用世界货币为储备也不一定能解决现今出现的问题。如果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为国际储备货币,由于美元占的比例最大,若美国出事,人们还是得一窝蜂赶去拯救美国,加印SDR。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立,利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的加权定值(四种货币的权重分别为44%,34%,11%。11%),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用它来暂时平衡国际收支。它具有结算功能和一定程度的储备功能。不满美国滥印美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几个月前建议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外,对于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林毅夫表示,相比国际贸易,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只是沧海一粟,用意这只是作为保险计划,为的是提高市场信心,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中国人民银行自去年12月以来已安排了六项总值6500亿人民币(1383亿新元)的货币互换。这个安排可使对方的进口商用人民币支付来自中国的进口、允许两家外资银行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在五个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庆幸上任时碰上金融大海啸
林毅夫要改善穷人生活

  上任不久便碰上前所未见的金融大海啸,林毅夫庆幸在这个非常时期能受委这个要职,认为身负的责任更重大。

  去年五月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他说:“作为一名经济师,我很庆幸能在过去一年担任这个职位。一方面,这让我有机会观察这个特殊的情况。这个非常时期有许多新事物值得经济师去观察和形成理论。另一方面,我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对环球经济作出贡献。”

  他指出,金融海啸来袭加剧了世界贫困问题,单在今年将有5300万人口陷入贫困,因此自己身负的责任较之前重大,必需更努力。

  与本报分享上任一年的心得,他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非洲之行。看到当地农民的贫困,让他想起了中国的农民。

  “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果能把握这个机会改善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士的生活,这将是我最大的满足。”

  现年57岁的林毅夫是首位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人士。他加入世行被视为是世行历史性的决策,代表着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推进世界减贫行动。

  对于外界的这个看法,林毅夫自豪地表示同意。他提出,能受委任显示全球在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已达成新共识。

  他说:“30年前、20年前、甚至是5年前,我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有这个机会。我之所以有这个机会,是因为我们目前处于环球化的世界,比过去更为平行相扣。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协助发展中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需对发展中国家充分了解,能从它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委任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能够更好的掌握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和限制。”

  在林毅夫获委任之前,亚洲人要在由西方人主导的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出头、担任要职,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有了林毅夫的前例,往后能为亚洲人在国际组织里开启更多道门吗?

  他说:“希望能带动这个趋势,希望更多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能在国际组织作出贡献。”


赞新加坡应对金融海啸表现出色

  林毅夫赞扬新加坡政府和企业及时地应对金融海啸方面,也做得出色,但我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踏上真正的复苏道路。

  对于我国是否有必要再推出第二波刺激经济配套,他表示,新加坡政府推出的刺激经济配套要得到其他经济体的配合,效应才会提高。

  他表示,小马是拉不动大马车,中国即使“保八”,单枪匹马,是无法拯救世界经济。他指出,“保八”只是中国政府表达给人民和市场的目标,8%的增长速度是适度的,中国政府会检讨第三和第四季的经济数据再决定是否要在推出新一波刺激经济配套。

  尽管如此,他指出,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中,亚洲的曝险较小,情况比其他区域尤其是东欧来得好很多。

  另外,对于亚洲通过亚细安10+3谈判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组织外汇储备库和自定货币互换计划来协助陷入金融危机的成员,林毅夫不认为这将削弱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本区域的势力,反而是助一臂之力。

  他说:“在清迈倡议下,亚洲国家的货币将更为稳定,减少国际货币组织拯救的需要。国际货币组织的目标不是拯救而是避免拯救。世界银行的目标同样是如此。亚洲国家若能自救,减少对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组织的需要是再好不过了。我们能够把更多资源转移更有需要的地区。”

  林毅夫是在昨天凌晨抵达狮城。他上一次来到我国是近六年前,当时他是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到国大演讲。


从机场到美食
轻松谈新加坡印象

  在昨早举行的记者会上,林毅夫表示,从他抵达的樟宜第三搭客大厦所观察到的,新加坡这些年进步了许多。

  林毅夫说,相比过去到过的第一和第二搭客大厦,观察新大厦装潢,感觉新加坡又晋升了一级,印像非常深刻。

  此外,我国的美食也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在本地能吃到全世界的美食,肉骨茶和海南鸡饭尤其让他回味无穷。

  记者会结束后,原本已离开会议室的林毅夫还折返补充:“还有新加坡的炒米粉很好吃!”

  闲暇时,贵为中国最著名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喜欢在厨房露两手,拿手好菜包括炸酱面、宫保鸡丁等。


林毅夫小档案

  林毅夫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泅水到厦门投奔中国大陆的传奇故事。
生于台湾宜兰县,原名林正谊的林毅夫告诉本地媒体,他希望能尽早回到台湾。
他说:“我希望能有朝一日回到老家探望亲戚朋友。就像我对经济复苏的期盼一样,希望越快越好。” 

  1979年林毅夫原是驻扎金门的台军上尉,但刚被派到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仅三个月,年仅27岁的他于一个晚上,从台湾金门跃入海中,游了将近2000米到厦门,被贴上叛逃大陆的标签,自此在中国大陆生活至今。

  林毅夫到大陆后受到官方的礼遇和栽培,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回中国后先后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2008年2月,他被委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具针对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即专对限制国家发展的瓶颈领域进行刺激性投资,是经济复苏之道。— 林毅夫


摘自《联合早报》,200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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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5日
名人演说系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