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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5日
中国知名传媒人钱钢:诉诸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新闻自由才能实现
联合早报

台湾《商业周刊》创办人金惟纯(左一)和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右一)受邀到新加坡担任《联合早报》与通商中国联办的“名人演说系列”论坛主讲嘉宾,针对“两岸的社会变革与媒体的角色”发表演讲。两位嘉宾同论坛主席《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中)以及出席者在提问时间进行了一场精彩的交流。(曾坤顺摄)

 
钱钢认为中国传媒未来有几个前景,最好不要是“金权共谋,听话发财”,或者“市场万能,恶质媒体”;而是“公共传媒,自由负责”。
 
中国政府要求传媒做“政令传达,政策阐释;政绩宣传,形象美化;价值固化,行为喝止。”的工作。以“四证”来对传媒进行静态控制:即批准创办的“准生证”,控制个人身份的“记者证”,任免各级主管的“委任证”,还有下令关闭的“死亡证”。
 
 
 
 
长期受到政府控制的中国传媒,即便在变化中,也仍受到控制。不过,这种控制同样也在改变中。中国新闻自由的未来,只有诉诸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
 
  中国知名传媒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昨天在本报与通商中国联合举办的名人演说系列“两岸的社会变革与媒体的角色”演讲会,以“变化的中国,变化的传媒”为题,发表上述意见。
 
  他说,中国传媒在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从严密的新闻控制,缓慢地走向新闻自由。但是,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也是困难的。传媒在演变中,有两个角力场:无论是市场份额或新闻自由空间,都在发生激烈的竞争。
 
  钱钢向本地观众说,中国政府要求传媒做“政令传达,政策阐释;政绩宣传,形象美化;价值固化,行为喝止。”的工作。以“四证”来对传媒进行静态控制:即批准创办的“准生证”,控制个人身份的“记者证”,任免各级主管的“委任证”,还有下令关闭的“死亡证”。
 
  进入网络时代,中国也兴起了网络评论员的“五毛党”。这些人专门撰写对政府有利,或驳斥对政府不利的帖子,每则五毛,甘肃省就建立了一支650 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来“引导舆论”。
 
互联网正改变
 
中国媒体生态
 
  互联网也正在改变中国的媒体生态。钱钢说,中国现在有99.3%的乡镇接通了互联网,96%的乡镇接通了宽带,3G网络基本覆盖全国,网民人数达到4.04亿,全国网站达到323万个,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这巨大的网络用户,从根本改变了人们对传媒的认识,颠覆了“记者”、“编辑” 和“读者”的身份。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华南虎”事件。一张由村民周正龙拍摄的照片,本要证明野生华南虎再现陕西巴山,这个消息受到网民怀疑。他们虽然不是记者,但是经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肉搜索,终于揭穿了这是弄虚作假的事。
 
  还有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在网上发起征集各地豪华政府大楼图片行动,要把各地滥用公款兴建豪华政府大楼的事实,通过网民的手来检讨。结果,她接到网民拍来各地乡镇区县市政府,兴建堂皇辉煌如白宫的政府大楼照片。尽管这个节目最终无法播出,网络时代已经引起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以致“官不聊生”。再如,南京一名局长戴名表抽名烟,被网民“晒”到网上后,引起有关当局注意,经彻查这名局长果然是贪官污吏,后来被判坐牢11年。
 
  就在中国传媒变化声中,钱钢发现了“商媒听话赚钱,党媒垄断升级,控制变形升级,博弈扑朔迷离”的混沌状况。他说:中国传媒“迈向自由的步履迟滞不前,冲入市场的双脚却是急促踉跄。在今天的中国,进步、停滞,甚至倒退,是同时并存的。”
 
  钱钢认为中国传媒未来有几个前景,最好不要是“金权共谋,听话发财”,或者“市场万能,恶质媒体”;而是“公共传媒,自由负责”。
 
  他说:“我们向往和追求的中国传媒是走出控制,走出金权勾结,也要避免在商业大潮中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考量,终致变成恶质媒体。我们希望中国的媒体要尽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企业。”
 
 
 
 
台湾《商业周刊》创办人金惟纯:
 
媒体负有催生新文明重任

 
  未来的新文明世界将由眼前15岁以下的青少年主导,而媒体负有改变民众集体意识、催生新文明的重任。
 
  享有“台湾新闻界第一才子”美誉的《商业周刊》创办人金惟纯,昨日受邀到新加坡为本报与通商中国联办的“名人演说系列”论坛主讲。演讲以世界未来将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主轴,剖析了现今社会面对种种问题的原因。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一再出现的问题已在强烈预示着,目前以西方近代史为主导的人类文明已走入一个死巷,人们必须另寻出路。
 
  但由于整个人民集体意识的觉醒还不足够,因此想要提出改革的有志之士也无能为力。金惟纯在此强调了媒体的责任:“媒体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让集体意识的转化顺利的发生,为未来有眼光、雄才大略的领袖铺路,让他们能做该做的事情。”
 
  金惟纯笑称小女儿今年不过7岁,因此自己对未来的世界特别关心。他相信,以目前的一套价值观和系统所维持的生活方式,在将来已无法让下一代安身立命。
 
  他以最近富士康发生的一连串年轻员工自杀事件为例说,这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一家工厂的事件,而是人类文明在转型中碰到的问题。
 
  一个老式工业家所坚守的经营模式和持着不同价值观的新世代起了冲突。金惟纯认为,这当中不能说谁对谁错,而是整个价值观在过渡、转型所致。
 
  “我们过去认为,人为了改善生活必须放弃自己很多的东西努力工作。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这样的价值观,整个世代已经无法再接受了,我觉得它反映的是这样的事情。”
 
  而他认为,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场巨变之中,也无法再参照历史的前路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参考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作为案例。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13亿人从公有制转到私有制这样一个过程,而又在全球化的一个环境下做这样的事情。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他也相信,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心,可能会从以西方为主转成偏向东方,又或者是东西方融合的一种方式。他指出,西方的新世纪(New Age)运动,实际上大量截取东方的精神文明和基本价值观的元素,放到西方现有生活框架中重新诠释,而这样的趋势已逐渐壮大,将来必定成为主流。
 
  因此他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文明传统较深厚的社会,在未来世界的发展将有更多自我展示和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
 
  金惟纯拥有30年的媒体经验,29岁就担任台湾两大报之一《中国时报》主笔、也当过《天下杂志》的主编,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
 
  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987年创办《商业周刊》,使之成为全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去年刚卸下商周媒体集团执行长的职务、目前是好果子智业董事长的他,也是备受尊崇的意见领袖,经常受邀到各媒体及国内外论坛主讲。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不能归罪传媒炒作”
 
富士康事件,短期看来,也许不排除跟媒体热切报道有关。至于是不是媒体的责任,我认为除非媒体的报道是错误、夸张,加油添醋的,不然媒体只是尽了本份。
 
——金惟纯
 
  富士康接连13名员工跳楼事件,是媒体炒作,使其他人群起效尤吗?这件事媒体要负责任吗?
 
  针对在场提问者这样的问题,昨天钱钢和金惟纯都不表同意。
 
  钱钢说,如果在只有报章、电台和电视等传统传媒的时代,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跳楼,也许跟传媒报道有关。但进入互联网手机时代,在富士康这个有几十万名员工,手机无数的大厂,消息一下传遍,根本不待《南方都市报》或其他报来登载,所以不能归罪于传统传媒的炒作。
 
要花费人力物力
 
做严肃有人性调查
 
  话虽如此,钱钢对中国大陆某些传媒以“欣喜若狂”取得“好新闻”的心态来报道这则新闻感到厌恶。他说:“我要强调的是,传媒不要先有‘一哄而起’,继之‘一哄而散’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对人不负责任的。既然一哄而起去炒作,就应该舍得花费人力物力去做深入、扎实、严肃而有人性的调查,绝不要一哄而散,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体。”
 
  金惟纯则说:“富士康事件,短期看来,也许不排除跟媒体热切报道有关。至于是不是媒体的责任,我认为除非媒体的报道是错误、夸张,加油添醋的,不然媒体只是尽了本份。”
 
  金惟纯认识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他认为郭台铭是优秀的传统工业家,非常有效率,是一个典范。而正因为是典范,所以富士康的生意做得很好,吸引了很多工人愿意去工作。不过,也许它是一个传统的典范,跟新世代人的价值观和习惯产生了距离,这个距离在最近事件变得很明显,而且在未来还会变得更尖锐。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富士康一家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业界的问题,必须尽快处理。
 
  《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也针对提问者有关前几年有人在地铁跳轨,解释早报的处理态度。
 
  他说:“地铁跳轨,是地铁通车二十多年来的首起事件,新闻性很强,当时各报都做了详尽报道。后来同类型事件发生,早报都很低调处理,而且在新闻末后,附上给厌世者的求救电话号码,这是早报对民众负责任的做法。”
 
摘自《联合早报》,201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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