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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8日
论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 回顾与展望”
黄鸿年: 历史的回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举行了很多活动来回顾总结这段对中国意义非凡的历史。经过这30年的发展,中国崛起强大了,已经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力量,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中国,把它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并积极建立与中国的联系。在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眼里,中国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国家,而我认为无论谁要想与中国有良好的沟通往来,必须首先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曾经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成长、生活和工作,今天,很高兴能将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分享。

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历史前进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通常说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其实用大历史眼光来看远不仅如此。事实上,更恰当的坐标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是从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破了有3000年之久的古老专制中国的大门开始,因为那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认识到自己落后,开始要向外国学习,追求现代化。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处于皇权专制解体的百年的震荡和变革之中。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最近这3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这个百年震荡和变革的延续,所以中国寻求变革、重振和富强远不止30年。不过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并不想追溯得那么久远,我想以30年为一段,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中国发展的三个30年。

  1. 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

这是一个被瓜分、蹂躏、侵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 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泽东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形成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青年一代清楚地看到在外国列强的瓜分下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更是难于忍受,因此,一批有志之士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逐渐传播并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和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它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通过3年国民革命、10年土地革命、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由弱变强,取得最终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这才终于结束了战争烽火的岁月。

(二)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8)
 
这是中国怀揣强国之梦,闭门造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也是中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通过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模式改变国家面貌的时代。

新中国刚成立,国际的敌对势力就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中国义无反顾地抗美援朝,其表现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它不仅敢于同全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美国军队作战,还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迫使号称“从未输过一场战争”的美国人不得不与一个平等的对手签下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朝鲜之战至今仍是世界的军校教材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这场胜利不仅让刚刚建立新政权的中国站稳了脚跟,也一改中国人“东亚病夫”的旧形象。此后再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即使心怀不满,也得采取迂回的策略,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进行制衡。西方人不得不看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语)。

刚成立的新中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也十分重视。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进行农业、工业、手工业三大改造,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中共召开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八大”当时做出的决策与今天的政策何其相似: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施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如果,中国当时的发展轨迹沿着“八大”的战略继续走下去的话,今天的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必然,八大的决策不久以后被错误地否定了。从1957年“反右”开始,中国逐渐进入“内斗”的时代,开始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时期。

1957年,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在初步的胜利面前开始骄傲自满、盲目乐观,于是1958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炉,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更是提出要使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急于求成“超英赶美”的错误思想,直接导致了随后三年(1959-1961)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人。

由于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施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但中国那时什么都不怕。毛泽东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中国决心走一条自强自立的道路。196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那时谁有了原子弹,谁就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拥核”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中国在六十年代最困难的时期用“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精神完成了这个超级尖端科技工程,拥有了这项实力。试想一下如果那时没有做这件事情,换成今天来做,中国会有“和平崛起”的空间吗?中国的下场会比朝鲜和伊朗(“流氓国家”)更好吗?

不过军事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的进步。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失去了一次紧跟新技术革命,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大好历史机遇;在破“四旧”中,无数国宝文物被摧毁,中国的历史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无数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无法为国家作贡献。最深远的影响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有学者说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经历这场浩劫,中国人几乎与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失去了传承关系。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由此终结。

这场灾难的结束要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两个多月以前逝世的华国峰。说到华国锋大家可能仅有两件事有印象,一是他是毛泽东钦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另一个就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除此之外的事情没有再被提起,似乎早已被历史淡忘,连他去世后官方的讣文中也只含糊地说他“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其实作为中国当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对文革的结束和改革的起始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是他下令逮捕了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文革才得以结束;是他的宽厚善良、顾全大局,邓小平才得以复出;是他对真理标准大讨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才使中国改革开放跨出了解放思想的第一步。华国锋是一个在中共党史上永远抹不掉的名字,他是结束文革灾难,承前启后,最终导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关键历史人物。

回顾第二个30年,除了少数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更多的是民族的灾难和历史的浩劫。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面辩证地来看待问题。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及其极“左”思想使中国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的困境,也因此催生了改革开放。历史的发展规律往往如此,当一个社会满目疮痍、走向崩溃的边缘让人痛彻肺腑时,大家才会痛定思痛,寻求彻底的变革;当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时,中国朝野上下才会形成救亡图存的变革共识。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物极必反,坏事有时候可以变成好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三)第三个三十年(1978-2008)

这是中国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崛起腾飞的时代;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调整、艰难曲折的时代。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的开始首先都是观念的变革,从这个角度看,最近这30年的历史过程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觉得和三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

第一次思想解放可形容为一石激起千层浪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传统理论束缚,重新确立了中共的思想路线,揭开改革开放序幕。

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就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十年文革不仅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也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巨大的混乱和是非扭曲。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去掉了人们的精神桎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政治上,一方面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为曾经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平反,将连同其家属数以亿计的人“解放”;另一方面提出了把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进行改革的任务。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明确他山之石可攻玉的 立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与中共十四大,解决了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尝试、调整、修正是改革的必然阶段。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忽左忽右,忽冷忽热的症状。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家都没有经验,大家都需要尝试。任何美好的设想,都有出现执行误差的可能。因此,1987年经济过热,1988年通货膨胀,甚至是1989年“六四”,其实都是改革过程的调试阶段。就象一个习惯用左手写字的人,突然要改用右手,除了会感到不方便,紧急的时候,难免也会左右不分。

在东欧剧变、国内改革受到质疑的时候,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新的讲话。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邓小平还突破前人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重新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黄钟大吕压倒了瓦釜之鸣,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也明确提出改革方向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了长期束缚人们困扰。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再续征程而今迈步从头越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了科学发展观,指出中国将来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思想突破。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以快速和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特征,现在这种以“共同富裕论”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可以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分析了,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文明曾昌盛过,但又很快地衰落了,而有的文明却能保持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他们对挑战有不同的回应,凡是能够对危机做出迅速反应的国家都保持了繁荣,反之则会走向衰落。目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所瞩目,但它能否持续发展也受到质疑,因为中国面临很多大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城乡差距的扩大、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等等)。中国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的一种回应。新的发展观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机制,而这也正是中国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共产党从“革命党”“斗争党”转变为“经济党”和“全民党”,这是很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不久前,广东省提了一个口号,要“继续解放思想”,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的改革,促进更大的发展。这是很具战略眼光的。一般上,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与改革开放的力度成正比的。思想越解放,新的认识就越多,改革开放就越活。回顾过去,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每一次进步,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因此,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思想的解放带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这30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领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同阶段;经历了从高层领导到理论界和普通公众对社会主义体制的重新认识,乃至争论过程。在这方面中国说了很多“老祖宗没说过的话”(邓小平语),做了很多老祖宗没做过的事。

总的看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跨越了三大步,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三个阶段。

  1. 目标探索阶段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1992年十四大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新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在确定中国改革要从以农村为重点向以城市为重点实现战略转移的同时,还第一次提出 “商品经济” 概念,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同时肯定个体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私(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义不容情地消灭了原有的私营经济,经过60年代的“文革”,私营经济在大陆已经绝迹。70年代,私(民)营经济在责难中兴起,在夹缝中艰难生存,那个时代沾了私营经济的边,政治上就受歧视,自己也感到很不光彩,升学、就业、参军都受影响。直到到80年代,私(民)营经济才再次被承认,从而得以站稳脚跟求发展。目前看来,私(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私(民)营经济在中国GDP中占的比重达到65%,此外,其所吸纳的劳动力达两亿,在解决就业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如此,中国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产生在私(民)营企中,还有很多城市大部分的税收也来源于私(民)企,出口也主要靠私(民)营企业带动。

从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讲,这个阶段的改革是以调整所有制结构为主。即改革的重点不是在体制内的国有经济,而是在体制之外的非国有经济,通过允许、鼓励和支持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新型集体企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经济生长点。这种“增量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迅速地多元化。

2)框架构建阶段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时中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体制框架,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首先是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1994年开始搭建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

其次是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1995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被进一步明确,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

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了改革重点之一。那时国有企业的改革彻底地改变了原来那种给地方行政机关或企业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思路,决定在国有企业中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在实际操作中实施了“抓大放小” 的方针,即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由政府控制逐步进行,而对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则采取“放开搞活”的改制的政策(即通过产权转让、出售、股权改组、兼并、租赁等多种方式将中小型国有独资企业变成民营企业或者混合所有制企业)。1999年中国又全面展开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经过多种形式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也逐渐摆脱了原有的困境,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第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市场等)都已初步建立,并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此时统一的监管体系已初步确立,资本市场从早期的区域性试点迅速走向全国性统一市场。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也相继出台,199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证券法》,确认了资本市场的法律地位,使资本市场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明显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大。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国体制改革创新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中国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达成了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3)体制完善阶段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由此至今,中国改革进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目前,新阶段改革创新取得的成就包括:已经取消了农业三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等。

不过,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计划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中国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这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顺利,成果巨大,影响深远,方兴未艾。但由于这是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不足。我常想起英国作家狄更斯(C. Dickens)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名句:“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中国的光明前景既清晰又充满变数。一方面,中国已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人口数大幅减少;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存在的巨大的问题,比如腐败、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等等。现在有人讲中国新“四化”(贪污集体化,作假现代化,哄骗千面化,环境大恶化)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批评。 
 
对于中国的改革,我选取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简要谈一谈。

1、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这是这30年改革中最大的遗憾。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迟行缓。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并参照当时世界各国的经验,对社会保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但14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障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好,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仍未落实。

中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到70%,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难度较高。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更应该早日着手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方面的教训虽然深刻,但还为时不晚。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度,切实有效地解决民众最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问题。只要中国政府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转变公共财政的使用方向,加大对社会保障建设的投入,实现中国社会保障全覆盖目标就指日可待。

2、诚信建设有待加强。

10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观察,写了一本的分析中国人特点的书——《中国人的素质》,在西方影响很大。书中批评中国人喜欢弄虚作假,缺乏诚信。遗憾的是100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到现在有愈演愈烈之势。最近中国的毒奶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类似三鹿奶粉这样的事件是任何市场经济及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但关键是发生之后要引以为戒。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一样有很多无良煤矿矿主草菅人命,经过血的洗礼,现在进步多了。50年代,日本搞出口,当时日本货被视为日本最大邮船——“迟早丸(完)”,意谓质量欠佳,但今天日本货却以优质著称。60年代,香港有些酒商以甲醇混入酒内,导致饮者变盲;还有些酒商回收名贵酒樽,一于真瓶假贱酒出售,以至近年的油鱼事件,都是无良厂商为求私利,不顾公义和他人健康而干出来的坏事。今天,经过反思,他们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大家都很熟悉,他所撰写的《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但我发现很少有人谈论他的另一本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又译为《道德情感论》)。他在书中讲述的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和人的同情心。他告诉我们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多么的重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一个审慎、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伦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能仅靠“看不见的手”这种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其早期的发展中,就已从社会伦理上关注贫富问题了。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尽其所能挣钱,尽其所有扶贫”,体现的就是这种伦理;比尔·盖茨把58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全部捐给基金会,自己从微软公司退出,全力从事慈善事业,体现的也是这种伦理。发达国家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00年过去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也在调整和变化着。 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的行为,除了个人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之外,更多的还是现代文明与社会进步折射的光芒。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成熟,有些东西值得中国去学习。一个处在信用危机上的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3、解决好农村问题。

中国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的发展始终要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改革可以说是中国计划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有了中国农村的改革,才有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才有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这么多年来,相比城市来讲,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仍非常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增大,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恐难以落实。中国一直在提要实现“小康社会”,如果农民不能进入小康,那么中国的“小康社会”何以能实现?

上个月中共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强调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并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下阶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和目标。《决定》提出进入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其内容以“新土改政策”为重点,受到各界关注。

农村劳动力过剩、平均生产力太低,一直是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症结。作为农村改革最关键的一环,中共此番在土地制度改革上迈出了新步伐。根据该《决定》,政府将放宽农民对土地的控制权,赋予农民更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自由流转土地经营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另外还允许农民参与开发集体土地,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我注意到这次的着眼点不仅落到经济层面,还深化到社会层面,强调要改善农民收入、强化农民经济权利和民主权利,以及推动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中国政府第一次把农村的全面发展提升到如此高度。

我认为中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农村问题既有长远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要使农民富起来,就要使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只有将农民的土地由资产变成资本,使它流转起来,农民才能富起来,中国才能“小康”。解决农村问题,对于整个国家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关重要。目前全球经历金融海啸,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此时推动农村改革,是希望通过放宽土地政策,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八亿农民的消费力,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内需市场。如果目标能达到,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的大事。根据我的估计,将为中国制造70万亿的财富。

中国古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把中国的改革比作一个路程,最后的十里可能要付出百分之五十的努力。如果这次能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将是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经过了三十年历程,仍旧任重道远。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西方政客文人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一个倡导“礼、义、廉、耻”的东方文化大国对其他国家来说既无威胁又无野心,但那些国家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得那么激动呢?大家还记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吧,那些最激动的国家恰恰就是108年前侵入北京的主角。中国的崛起,对主宰世界三百年的西方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五千年文明史,对于中国崛起,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增强,西方国家充满疑虑,东方的日本也充满疑虑。在历史上,这些国家都曾有过侵略中国的旧账,面对昔日被凌辱对象的成长,心里害怕受到报复。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邓小平的28字外交战略方针说的很精辟“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我觉得中国政府和民间可以少谈“和平崛起”,只谈“和平发展”,多谈自己的不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不宜奢谈“平天下”, 甚至最好连“绝不称霸”也少讲,只讲“绝不再做伪劣、假货”。在世界五十亿人口当中,中国能够让十三亿人过上小康的生活就是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开始,这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曾经闭关锁国、任人欺凌的中国,转而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它承载的是几代人的梦想与希望。今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金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9月又成功发射“神州七号”载人飞船,其国力、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我认为中国人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现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语)。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改革开放顺乎潮流、合乎民心,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继续前进,我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必将全面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繁荣昌盛、民主文明、稳定和谐的强大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东方,用毛泽东的话来讲:“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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